金一南这篇文章颠覆认知：周恩来为何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

德国已故总理施密特说过：“真正的问题永远难以解决，最高的境界实际上就是转换。”战略的最高境界是因势利导，而不是把对方吃掉，你今天能吃掉吗？我们能吃掉美国吗？美国能吃掉我们吗？我们能让日本永远沉没吗？让那个岛沉到海底去吗？日本能再一次侵略中国吗？谁都不行，今天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管喜欢不喜欢，不管愿意不愿意，只有共存一途，虽然要斗争，虽然要冲突，但是共存是倾向，那么怎么实现因势利导呢？

这就要善于利用不确定性，情况越明了，不确定性越小，领导艺术发挥的空间也越小，反之，不确定性越大，领导艺术发挥的空间也就越大。我们今天的人不喜欢风浪，跟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觉得，风浪小了，显不出这个掌舵人的本事，等风浪大一点，能看到我操船的本事。我们觉得风浪不能大，风浪一大，我们的船就翻了，这种状态就不行。要想真正地实现转换，你就得利用这个不确定性，什么都搞得清楚，哪有你的发挥空间呀？那就是三岔口，你砍我一刀，我砍你一刀，你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个时候双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是你发挥空间最大的时候。危机处理理论，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一个最根本的要诀就是，领导者站出来，让别人看见你。就是这么一句话。实现转换，利用不确定性，最关键的就是不怕事，不怕事，你就能把这个事态往有利的方向转化，你就能够有效地遏制危机的危害面，利用危机的功能面。不要以为危机都是灾难，危机都有功能面，要利用危机的功能面。

文 | 金一南

本文由瞭望智库摘编自金一南所著《胜者思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马航空难后，我们提出来在南沙群岛建机场，我们急需在南海岛屿建立机场和搜救中心，以维护南海航道的安全，这就是危机的功能面。我们平常要在南沙群岛建机场，那毛病大了，“中国威胁论”就会冒出来。这回空难搜救连美国也来了，大家都来了，却找不出失事飞机来，证明了什么呢？这个区域太重要了，这个区域的搜救能力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在南海建机场，增强这种保证国际航道安全的防守能力。多好！这就是危机的功能面。

索马里海盗危机也给我们提供了机遇。我们海军潜出亚丁湾巡航，如果没有索马里海盗危机，我们海军到亚丁湾肯定又会被认作“中国威胁论”大幅度的翻版。现在美国呼吁你去，北约呼吁你去，日本从内心里不愿意，但也不敢吭气，我们就去了，跟它们都开展合作。这是多好的机遇呀。前出亚丁湾，是我们前所未有的机遇，而且我们潜出亚丁湾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包括我们现在认识到在海外建军事基地的问题，这种改变极为重要。我们以前一说中国政府对外声明，就说永远不在海外建军事基地。这些声明中好多都是自断退路，说话都太绝对，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要认识到事情永远在不断地变化，你说永远不建，现在要建，只能去修改原来的声明了。

前不久就有人来让我们帮着出出主意，怎么把它变过来，要建海外军事基地。我说，你现在一定要抓住这一点，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负责任。以前发起家来了，修一扇防盗门，就管家里的事儿，别人打得头破血流，我都不管。现在不行了，中国要负责任。怎么负责任？打开防盗门，在我楼道里打架不允许，在楼道门前打架不允许，在社区打架不允许，我要走出去负责了。所以要建海外军事基地，不是说我们要扩张，而是说我们要履行国际义务，要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大国地位相适应，我们要建海外军事基地，要走这一步。

2006年我参加中美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时，坐我们海军舰队从青岛出发，横跨太平洋。我们海军舰队，北海舰队两条舰——113舰、881舰，横跨太平洋。海上连续航行十八天到夏威夷，然后中美第一军演演习完了，在海上连续航行十六天，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跨越太平洋用了三十四天的时间。

我们在夏威夷登岸的时候都发生了一个航海特有的现象，叫作晕岸，上了岸走路都晃晃悠悠的，因为你在军舰上一天24小时甲板上都是横仰俯仰，就是这么晃动，一天24小时起床、吃饭、工作，你都在找平衡，深一脚浅一脚。十八天形成固态了，到夏威夷登岸时，上岸就感觉陆地还在动，所以你还在找平衡。

各国都在说海军纪律最差了，他们上岸都是一伙醉汉。其实我们一点酒没喝，就是晕岸。我们第一批在亚丁湾巡航，因为没有基地的补给，170舰在海上连续执勤三个半月。886舰执勤时间更长，170舰回来了，它还不能回，连续执勤六个月。人是陆地动物，我们十八天产生晕岸，人家坚持六个月，人的耐受达到了极限。海军的同志讲，工作很难做，内部吵架的、一点小问题就打架的、在海上可能动刀子的，这种暴力事情真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精神上的崩溃。上岸转上一个半小时回来，各个满面红光，精神焕发，什么工作都能做，好好的，很正常。

我们急需基地，不是因为中国要扩张，我们是要完成我们的补给任务，我们在前出亚丁湾巡航之前没有这个切身的感受。你问问海军官兵我们需不需要海外基地，众口一词，与中央保持一致，不需要海外基地。你现在再问问，他们都说太需要海外基地了，要登岸，要补给，要上淡水、上蔬菜，人要到陆地上转一转。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这个存在，就没有这个意识。我们今天有海外存在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意识，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这种存在。

这就是机遇，索马里海盗危机给我们提供了机遇，我们极大地扩展了。阿基诺三世给我们提供了机遇，我们今天完成了对黄岩岛的牢牢掌控，通过黄岩岛控制了中沙群岛。没有阿基诺三世捣乱，在黄岩岛我们树主权碑，被菲律宾砸了；树他的，我们再砸他的碑；树我们的，他又砸我们的；树他的，我们再砸他的。双方互相砸碑砸了十几年，自从黄岩岛事件以后，再也砸不成碑了，他靠近不了了，我们彻底把他赶出去了。他想闹事，想夺占这个岛，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利用黄岩岛事件完成了对中沙群岛的掌控——黄岩岛是中沙群岛的主岛，这也是危机事件处理。

野田内阁的“购岛”行为使我们今天钓鱼岛维权行动有了大幅度的进展，中日今天在钓鱼岛斗争激烈。前不久，总参系统请了一个日本人，他到我们内部放开了讲日本的态度，我们听了都非常生气。他说日本今天的“左中右”团结在一起了，为什么呢？觉得被中国人欺负了，认为我们欺负他们。他说：“今天日本对钓鱼岛的感觉就跟你们当年对九一八的感觉一样，九一八日本压迫你们了，今天你们压迫我们。1971年以来你们根本不声明钓鱼岛是你们的，你们根本不来。你们现在来了，武力逼迫，我们被你们欺负了。”

今天我们看斗争激烈是我们维权的重大进展。邓小平1978年提搁置争议，当时只这么提，为什么呢？力量与目标成正比，力量达不成，目标达不成。1978年我们根本没有那样的远洋力量，到不了钓鱼岛，没有船，没有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可以了。这就是目标在不断地调整，钓鱼岛现在的激烈斗争，看似是日本给我们提供的时机，其实从本质上看，我们从来没有后退，权益是我们过去丢掉的，但是我们现在前推，利用对手犯错，我们再往前推，这就是抓住危机中的机遇。

所以，只要不怕事，越有挑衅，越有改变现状的机会。不要把挑衅都看成坏事，处理得当，它往往会变成好事。你看俄罗斯，乌克兰这轮挑衅说实话谁都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当时乌克兰已经把亚努科维奇赶下台了，亚努科维奇到处流亡。然后那一周让我做军事评论，评论俄罗斯会不会采取军事干预，因为当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一南军事论坛”，每周都要评论一次当周的重大军事热点。当时做评论，我就犯了一个错。评论问俄罗斯会不会干预乌克兰局势。我说，估计不会的，乌克兰局势还在发生变化，俄罗斯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做一个静观者，静观乌克兰变化，它有很大的余地，然后行动不行动、采不采取军事行动都来得及。我刚刚评论完，广播电视台播了刚两天，普京就采取了行动，进入克里米亚，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低估了普京，普京利用对手犯错的机会，利用对手2月21日通过的解决方案，2月22日就把亚努科维奇赶下台，利用对手以为这一轮把亚努科维奇赶下台获得大胜，乌克兰的分裂从此开始。普京果断行动，让对手承担犯错的代价，把克里米亚拿了过来。

当然俄罗斯内部很难，但是他今天要牢牢地掌握克里米亚。你看普京利用对手犯错的机会坚决行动，越有挑衅，越有改变现状的机遇。3月1日，普京正式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那天，媒体评价说3月1日后冷战时期正式结束。冷战是美苏抗衡，后冷战时期，苏联解体了，美国独霸。3月1日标志着后冷战时期结束，一个平衡力量出来了，这个行动对我们多有利，我们的战略压力得到了极大的舒缓。美国人转移亚太也好，亚太再平衡也好，不得不再一步深度搁置。普京的处置就是应了基辛格的话——最好的反危机策略就是以危机对付危机，你乌克兰不是通过这次的危机给我形成了很大的挑衅吗？全面地投靠西方。好，我给你来一个反危机，让你充分地承受这个代价。

今天危机还在进行，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不要把一个单一的危机看成灾难，要注意它里面所包含的机遇。

你首先判断现状于你有利还是不利，如果不利，挑衅就是改变现状的重大机遇。你看东海现状、南海现状对我们都不利，我们必须期待对手犯错。针对安倍晋三犯的错，其实我们原来主张对于参拜靖国神社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抗议，他不参拜别的，政策参与就行了，但是这一轮非常有必要，为什么呢？安倍晋三参拜以后，广大的舆论开始把安倍晋三逼于墙角，把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上升到颠覆二战中美达成的亚太秩序这样一个层面。这让美国人感觉到很难受，这就是利用对手犯错，利用对手挑衅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对手不挑衅，你反而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基辛格讲得非常好：“最好的反危机策略就是以危机对付危机。”基辛格本人也有这么一段回忆，是基辛格1996年的回忆。他回忆1971年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就是秘密访华开辟中美关系的那一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谈。基辛格讲，二十六年来，第一次美国领导人会见中国领导者，也就是说，自1945年重庆谈判以后，美国领导人没有见过中国领导人。整整二十五年前的事，基辛格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周恩来第一句话使我的谈判腹稿放在一边，一点用都没有了。”周恩来跟基辛格讲的第一句话：“我们始终准备打大仗，我们奉行积极防御，始终准备打大仗，我们准备苏联、美国进攻中国，我们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这第一句话让基辛格大吃一惊，基辛格搞外交飞遍全世界，哪一国领导人会以这种话做开场白？“我们准备美国占一半，苏联占一半”，没有这样的场面，基辛格没有见过，基辛格说那一刻所有的腹稿放在一边，弃之无用。

基辛格说：“我只想起了第一句话，回应中国领导人，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周恩来，美国绝不会进攻中国。”他说：“我说完了第一句话，随即想起了第二句话。”他说：“我又进一步告诉中国总理，你们防备我们的力量可以摆在别的方面，比如说摆在北面。”

他在回忆录里面讲了这些话，第一句话是描绘了现状：中国领导人这种令人震惊的高度危机思维。第二句话是基辛格本人的结论：严重的危机感往往使危机本身得以避免。你说第一代领导人有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吗？有完善完备的危机处理理论吗？他们没有。但他们有这个意识，虽然危机意识不等于危机理论，更不等于危机处理，但它是任何危机以及危机处理理论不可缺少的四项基础，对我们尤其珍贵。

如果没有这个魂，别的都是皮肉，很难附着。这是魂，你有了这个魂，其他的机制、条文都附加在你的结构上，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魂，就不能赋予这样的生命力。危机处理理论，绝不单单是理论的问题，也绝不单单是通过这个理论建立一种机制的问题，关键最终需要有这样一种魂——危机意识、忧患意识。

机制再完美，本身不会自动发生作用，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人，尤其是危机处理中的领导者，任何机制无论如何严密、完善，最终仍然无法取代危机中人的意志、洞察与决断，正是这个因素真正赋予危机处理机制强大的生命力，真正的生命力是人赋予的、人的意识赋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赋予的。

在这里，我给大家引用陆绍珩、陆绍琏的《醉古堂剑扫》的几句话。我觉得他的话可以作为领导干部在今天和未来的领导岗位上面应对危机的时候应该把握的四点：第一句话，君子对青天而惧；第二句话，闻雷霆不惊；第三句，履平地而恐；第四句，涉风波不疑。所谓面青天而惧，人要有所畏惧，什么也不怕，无所畏惧，没有什么东西罩得住你，那你就为所欲为了，必然给你带来灾难。人在顺境中一定要有所畏惧，但是灾难到来的时候要闻雷霆不惊，真正大考验大灾难到来的时候，任何胆怯、害怕都帮不了你。履平地而恐，处于顺境的时候你要注意，就像美军的二十二条军规里面讲的，好走的路总会被埋上地雷，你看路很平，其实很危险。但是风波到来的时候要触风波不疑。这是做人的标准、做事的标准，最终是危机中的领导者的标准。

危机处理，与其说是一种技能，不如说是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危机处理这种理论的产生教我们一种思想的方法。危机，与其说是一种灾难，不如说是一种检验。危机对民族、单位、个人、集体做出最严格的检验，平常体检都是好的，一到运动的时候，毛病就出来了，危机就是这样的检验。

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最好向导，危机是教人进行创造的最好的老师。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呢？我们从今天看，中国走向未来，就需要这样一批决策机构，需要这样一批高度爱国、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思考又敢于担当的干部队伍在大发展、大变革的关键时期担当重任。这是给领导讲的危机中的领导者条件的排序：第一条件是高度爱国；第二条件，受过良好的教育训练；第三条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第四条件，善于思考又敢于担当。这样的干部队伍才能在我们大发展、大变革的关键时期担当重任，成为引导中华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在这个过程中克服种种风浪、应对种种危机的真正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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