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2016世界乱象对未来的启示

　2016年世界局势乱象丛生，可谓是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一年。学者一般善于通过历史把握未来，但今年很多事件显然偏离了历史轨道、让人始料未及，因此学者们的预测频繁出错。
　　按笔者理解，整体的国际秩序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层面的秩序，其中“第一秩序”是指大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的秩序，“第二秩序”则是受此影响的各国国内政策选择。虽然在较长时段内，某个国家内部发展良好的话有可能会改变“第一秩序”，但更多时候还是“第一秩序”决定“第二秩序”，比如美国在冷战中赢了，才使其他一些国家赶时髦地推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但反过来如果冷战还在，那么“第三波”潮流也就很难出现。放到当前世界语境下，就是世界总体上的混乱不堪引发不确定性和焦虑，焦虑促使民粹主义思潮泛起，接着民粹主义的压力导致某些国家政治摇摆，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不确定性，世界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强”秩序自1991年冷战结束后形成，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为止仅维持了十多年就出现问题。虽然奥巴马总统上台时举着“改变”的大旗，但随后8年美国并无实质性改革，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就是对奥巴马过去8年执政的间接否定。历史上看，一般的国际秩序在形成后都能稳定几十年，但为何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秩序这么短时间就出现了问题？虽然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现有国际秩序带来冲击，但作为当今世界的“一把手”，美国显然对既有国际秩序乱象丛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恐怕都需学术界严肃反思。

　　首先，不能再提倡以纯经济学思维主导社会治理，而应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综合视角来分析和处理社会问题。正常社会体系包含政治、经济和社会等3个实体体系和思想文化这个虚拟体系。其中的3个实体体系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如果政治体系、社会体系变了而经济体系没能跟上，就会出现英国脱欧或“特朗普现象”。这背后的原理在于，以纯经济学思维指导社会治理会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当强者收益越来越大而弱者被逼到绝路时，社会治理就将难以为继。
　　其次，到了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上台执政，随即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持续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狂潮。但今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现象”，标志着两国内部对“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的间接否定，至少新自由主义这么多年来的实践效果并未让这两个社会满意，否则它们不会这样“说不”。
　　客观而言，新自由主义为世界带来了政治、社会自由化以及经济繁荣，这是它的现实历史贡献。但其本身也存在缺陷和严重负外部性，比如社会不平等、环境破坏、道德混乱等。现在，新自由主义在其发源地英美国家都面临主体社会的不满，这更要求人们对其有所反思，跳出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误区。
　　比如经济层面，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最有效率、竞争导致均衡，但现实情况是市场经常失灵、竞争经常导致垄断。政治层面，因在20世纪吃过极权主义的亏，因此过去30多年来很多人信奉所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原则，但他们忘了另外一个原则即“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责任”。西方民主国家一出事故，就以某个官员道歉辞职的方式表示承担责任。但鞠躬换人就算承担责任么？事实上它只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缓解了政治责任问题，实际并未真正解决问题。社会层面，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推理，总是私营好于国营、NGO管理高于社会管理。西方之所以能在南美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搞NGO治理，是因为那些地方原来并无成熟完整的国家机制。但这个前提条件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并不存在，因此新自由主义关于社会治理那套并不普遍适用。
　　不客气地说，世界已经被新自由主义那套理论蒙骗了30年。面对当今世界的乱局，学术界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一些基本价值观都需做出改变，否则只会害人害己。
　　面对“世界秩序乱了”这个现实，中国需做两方面的利弊权衡。第一是是否任由乱局继续下去不管，这里需要衡量的是这样做会对中国不断扩展的海外利益造成多大损害。第二是是否填补世界秩序乱了之后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这需仔细研究和评估其中的代价和风险到底多大。
　　总体而言，中国的发展战略一直坚持问题导向，这里所说的问题既有外部压力，也有源自内部发展的需求。除了问题导向，中国发展战略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即条件资源。学术界要做的是对我们基于问题需求导向和现实条件资源的战略做出有力说明，但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理论建构落后于实践，不仅在总体战略和外交领域如此，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领域也是一样。因为理论是对已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注定落后于实践，但也不能过于落后。理论建构虽难但不能不做，好的理论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减少未来犯错的概率。
　　世界局势发展和现实权力转移到底走向何方，现在尚难预测。美国已经选出了特朗普总统，他上台后将把美国带向成功还是更深层次的失败还未可知，届时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也难断定。坦率来讲，当今世界很多情况已经超出我们一些学者过去几十年来学习和研究的知识积累。现在我们只能先正确认识已然或正在发生的变化，然后再根据现实问题和条件资源来探索中国的应对之道。(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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