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花了将近两个小时与好友煲电话粥,主题是纽交所打算摘牌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后续影响。结果刚刚挂了电话,又传来新消息:纽交所又变卦了,不推进摘牌事宜了。
老实说,最初听说美国政府强令纽交所摘牌中企的威胁,我觉得有点滑稽,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看来,让中国国企不得在纽交所挂牌,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自残来表达对中国的愤怒,当前背景下,对我们的实际伤害极其有限。新冠疫情之下中美两国的应对方式和效果大相径庭,羡慕妒忌恨五味杂陈恼羞成怒的美国政界一年来反华情绪高涨,他们到处翻找可以用来敲打中国的工具。问题是,中美间相互复合依赖中的利害关系既复杂又动态,似乎超出了这帮人的理解力。所以才有这番出尔反尔的闹剧。
在资本稀缺利率昂贵的时代,谁手里有资本,谁就是爷。那个时候,发展中国家相互间为了争夺外资,需要提供各种超国民待遇卑辞以求。但是今天的大背景是,产能过剩、信用扩张过剩、储蓄过剩,美元欧元日元利率都降到了零乃至负利率,这意味着资本找不到值得投资的项目。这样的背景之下,谁拥有消费者的忠诚或者说粘性,谁拥有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谁就可以对资本挑三拣四。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从2020年三季度开始,中国本土的消费市场规模正式超过美国本土市场,未来随着人民币的强势和内循环为主的展开,更有可能进一步拉开差距。这种背景下,中国各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应该是拥有相对资本方的强势地位的,也就是说,洪水泛滥的(外部)资金会前倨后恭地求着中国的好企业接受其投资。
具体到中国这几家企业在纽交所上市,其实没有多少人投资他们,其股权高度集中,主要是某几家著名的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在长期持有。股价波动也较小,每年的分红居然达到股价的7%!注意,是现金分红而不是PE倍数!持有这样的资产相当于获得了一个类似高收益债券的现金奶牛。我估计是这几家华尔街巨头给纽交所施加了压力,因为一旦迫使这三家退市,就会启动一轮被迫的抛售中概股的踩踏浪潮。顺着这个趋势下去,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企业的各种股票和债券都将被视为存在潜在的合规风险。这几家华尔街机构都将损失惨重。
我一直想不太通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的大国企在纽交所上市,除了支付7%一年的现金分红给美国基金公司,还要每年支付价格不菲的费用给纽交所和律师行会计师行,与此同时我们的万亿外汇储备放在美国国债里获取1%左右的利息。我所知道的金融学的各派理论似乎都不太好解释这样的现象,反正如果让我来做选择,我肯定愿意把事情简化一下。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一二。
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下大力气建设我们自己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上海金融中心,使得它们能够有效地为各种风险进行定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本来就喜欢储蓄,把自己的储蓄配置到自己的实体产业中去,就无须再受美国资本市场的盘剥和制裁。长期以来,我们有不少人高度重视实体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却没有重视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开放,或者,把金融市场视为赌场,视为风险、罪恶和麻烦之源;或者,重融资轻投资,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严重不足,对资本市场上的违法行径惩罚过轻。这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无法为风险进行有效定价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资本市场可以卡我们脖子的根源所在。
其实,如果认真理解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历史,就不难看出货币和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统治力。一国经济脱实向虚当然是错的,但是如果不理解不重视虚的部分,那么就会沦为打工人,被人剥削了还沾沾自喜。道家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虚实相生才是中庸之道。把中国经济中“虚”的那部分做起来,包括把资本市场和法治建设做好,把知识产权保护好,把基础科研和教育做好,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复兴。
作者:翟东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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